修的五行属性是什么？
1 20世纪40年代，我国著名学者吴伯箫先生曾以《修的发现》为题，发表了一篇短评，指出当时一位很有名的史学家，“因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里发现一个‘修’字”而兴奋异常。这位史学家就是顾颉刚。据顾先生说，他从这个“修”字的写法中受到启发，进而发现了秦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所谓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史实并非如此，从而写出了著名的《古史辨》。
这一小小发现之所以能得到轰动一时的效果，主要还在于它击碎了被奉为“信史”的历史，从而动摇了历史研究的基础——这当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。
但有趣的是，就在这篇短短的文章发表后不久，另一位历史学家唐长孺又写了篇题为《对一种新发现的看法》的长文进行反驳，认为所谓这个“修”是作者自己硬加上的解释，根本没什么了不起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《古史辨》第六册第759页）。 两位学者的观点针锋相对，却都各有其道理，令人感到难以下结论。不过，从当时两人的学术影响看来，似以顾说为主。于是，许多学人便纷纷以此为题，撰文讨论起来…… 此后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颇有意思的研究文章；可惜，因为年代久远，我已记不得该文的作者和出处了。 2 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随着封建思想的崩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，中国社会的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一些过去对经学不屑一顾的人，开始重新重视起经来。他们利用当时民间流行的石印技术，将古文经传刊行于世，如王念孙、刘师培父子合编的《经义述闻》，黄侃的《说文解字疏证》等书。
到了30年代，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，经学界更是呈现一派空前活跃的局面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胡适、傅斯年和顾颉刚三位先生的“古史辨派”——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和实证方法出发，怀疑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，主张打破古代“信史”的权威，采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史。他们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一经推出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反响。
然而，由于傅斯年的去世，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古史辨派的阵地一度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去，使得这个学派的发展进程被迫终止了下来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由郭沫若为首的考古工作者重新提出了这个课题，这才使古史辨派再度活跃了起来——当然，这时候它的性质已经变成了“科学史观下的古史辨派”（见冯友兰著《中国哲学简史》第66-70页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