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么一个故事？
是的，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在32岁时他就当了兵，他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仅仅是有这么一个想法：有机会就为老百姓干件好事。
他如愿以偿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率部攻占了敌人的阵地，可就在这时他意外地发现有100多名老百姓被围困在战壕里，他不顾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当机立断救出这些老百姓，因此他升了官。以后在历次战斗中，他每攻下一处敌军据点，他首先要做的不是看缴获了多少枪炮，而是首先要看看百姓是否被关在里面，如果有就先安排人救出来，因此他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作“救民队长”。这样的人能不升官吗？很快他就当上了团长。
后来他所在部队被派到陕西去“围剿”红军，一次在红都延安附近作战时，有群众告诉他：陕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，到处都是讨饭要粮的，他一听急了，立即率领骑兵营冲进一片大森林，把躲藏在那里的红军围住。敌人原以为红军非死即降，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战士们非但没有举手投降，反而和他们打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恶仗。
他觉得很奇怪，战后一调查才知道，这200名红军战士是刚从各根据地调来的预备队，每天的口粮只有4两高粱面，打完的仗就是“死扛”；而当时陕北遭大旱，老百姓几乎无粮，那些红军战士宁可战死也不去抢老百姓的救命粮。这时，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从此，再与红军作战时，他只围不攻，尽量不死人。
后来他被升为主将，与红军再次作战时他明令手下部队：不开第一枪，给红军让条路，这一下红军全军冲过来，打得敌人死的死、散的散，他一枪未放被撤了职。
被撤职后，他整天闷闷不乐，一天他正在家里喝闷酒，忽然大门被打开了，走进一个农民装扮的人。他一看，不由跳了起来，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他“放走”的红军师长。这时，他眼泪流了出来，说：“师长，他们说我私通红军，我现在军法难逃了。”出乎他意料的是，对面的红军师长却说：“弟兄们都知道你的为人，他们派我来跟你到陕北参加红军。”
他没有犹豫就跟红军师长越过了黄河，来到陕北的吴起镇参加了红军，并且当上了红15军团的一名团长，后来又当了旅长。抗日战争结束时，他已经是冀察热辽军区的副司令员，解放战争中，他由第4纵队副司令员升到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，在建国前夕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第4军区司令员，而他始终不忘一个“民”字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历任天津市市长、政协副主席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，仍不忘一个“民”字。后来他被打成了“反革命集团分子”，被关押时给警卫员写了一句话：“如果我有罪，那么这个罪就是爱民有罪。”
“文革”后他平反了，担任了中央军委委员，辞去了中顾委常委职务，继续不忘他那个“民”字。他就是共和国的开国上将-宋时轮。
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？
做官可以为老百姓出一点儿力，也可以为老百姓办点儿事，做官也是可以自轻自贱的，只要你把一个“民”字看透了。
当然，官位可以给你权力，给你金钱，给你女人；当然，你可以为老百姓的父母官，可以为老百姓的“好父母”，关键在于你怎么想，怎么用。